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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夸大中国老龄化，逐步放开二胎已是大势所趋
南方都市报 陈建利
2011年6月
13日
中国
中
国要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在未来要把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这里面的含义也是不赞成过低的生育率的，调整已
经是应有之义了，允许家庭生育二孩应该是一个调整方向。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无论是社会保障养老也好，
还是家庭养老也好，最终决定养老水平的还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力水平，而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是与其受教育水平正相关的。中国再增加劳动人口数
量，也还是不能扭转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所以，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自4月底官方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后，中
国当前的总人口为13.4亿，低于官方以1.8的生育率预测的人口数。中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究竟是多少？如何应对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问题等，也引
发了媒体和人口学界的争论，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鹏教授。
生育率被高估了
南方都市报：从近期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中国总人口是13.4亿，中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是多少，引起了很
大争议，你怎么看？
杜鹏：从“六普”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
率是低于官方一直预测的1.8的。如按官方生育率预测的话，到2010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总人口应该是在13.7亿左右，现在实际中国人口是13.4
亿。如果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基数来算，中国的生育率应该是在1.6到1.7之间。这样才能符合这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六普”应该说数据要
比上次准确得多，从前期的户口整顿，到大规模的普查员的培训，地方政府的重视等。这次的漏报率(在第一次调查的基础上，第二次再去复查得出的漏报比率)现
在是0.12%，上次是1.8%。
南方都市报：如果按照总和生育率是1.7左右的话，那中国的人口峰值是在什么时候到来？
杜鹏：原来的峰值计算是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如果现在是在1.6到1.7之间，那中国到达人口峰值的时间会提前，而且峰值数也不会那么高。原来预计是
15亿左右，按照现在的生育率，估计是在14.5亿左右，时间大概在2025年前后。
南方都市报：如果这样的一个生育率持续下去，会产生哪些影响？
杜鹏：中国的人口政策实际上已经在进行完善
了。比如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结婚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这种规定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当时更多的婚育男女不适合这条；过去的10年，一些省份的农民是可以
生育两个孩子的。从普查的实际数据来看，生育率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高，中国的人口确实是在减缓。从50年代开始，大概过去的每个十年，中国的净增长人口大
概是1.2亿左右，但从2000年后这个十年，人口净增长是7300万不到。这次的普查可以说是为下一步的人口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南方都市报：除了计生政策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还有哪些？
杜鹏：生育率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发展会通过很多途径影响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多少；二是什么时候生；三是
生男孩还是女孩。
除了现行的计生政策外，影响人们生育率的因素
还有很多。首先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会使得婴儿死亡率下降，人们会更多地倾向于少生、优生；二是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的大学教育逐步普及化使得孩子的受
教育时间延长，育龄妇女生育年龄推迟，也会使得婚育男女更注重生育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三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生育率较高的时候，妇
女绝大多数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而现在一半以上的农村妇女在从事非农生产，女性有非常高的就业率，而不再单纯的只是一个家庭妇女。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本身在家庭生育决策上的地位也在提高。第四，就是伴随城市化的进程，父母都希望孩子要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抚
养成本的上升带来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
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总的来说，人
们的生育意愿在下降，西方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西方国家经过一个反弹，它们主要是在二战后到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类似补偿性的婴儿潮。中国五六十
年代的生育高峰与其的原因是不同的，当时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没有变，还是6.0左右，但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各年龄人口的死
亡率，使得少儿人口的生存率大幅度提高了。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像日本、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总和生育率都在1.3到1.4左右。
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周边的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这样，实行强制计生政策，政策上倡导家庭计划，也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南方都市报：无论有无计划生育，生育率看来还是会下降的，只是下降幅度没有那么大而已？
杜鹏：是。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使
生育率下降。上面讲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计生政策，一个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素。中国现在可以逐步降低政策性因素的
影响，而靠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素来调节生育水平。在初期放开生育二孩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动，但波动应该不会很大，长期还是会趋于下降。
不必夸大中国老龄化问题
南方都市报：学界很大一部分声音担心的是，这样的一个低生育水平，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会面临劳动力急剧减少，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快
速上升的巨大挑战。
杜鹏：这个挑战是现实。即使生育率维持当前这样的水平，不再继续下降，但只要低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约为2.1)，这些问题总会出现。问题是
怎么去解决。
南方都市报：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西方国家现在也普遍存在？
杜鹏：对。例如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担心。这种
担心的一个假设就是劳动力数量减少了，经济增长就成了大问题。财富的增长和创造并不是由劳动力绝对数量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劳动力的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
知识量或者说人力资源决定的。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更多的是要有一种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把这些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利用起来。80年代改革开
放前，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也不少，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很低的。这次的人口普查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这才
是正确的人力资源发展方向。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无论是社会保障养老也好，还是家庭养老也好，最终决定养老水平的还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力水
平，而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是与其受教育水平正相关的。中国再增加劳动人口数量，也还是不能扭转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所以，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调整产业结构，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南方都市报：中国现在每年涌入就业市场的年轻
人口的数量已经在呈现递减趋势，近年也不断出现了“招工难”等，其实这说明中国本身的产业已经到了一个要升级的阶段了，而且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已进入一个上
升的通道了，这恰恰是我们多年期盼的。如果劳动力市场还像之前那样过剩，处于无限供给状态，那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是不可能提升的。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担心其
实是一个伪问题。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疑虑就是，按照中国目前的这种人口结构和生育率水平，中国社会会与西方不同，会未富先老，你怎么看？
杜鹏：抚养比是以非劳动人口除以劳动人口计算
的，通常说低于50%，就说是处于“人口红利”期，或低抚养比时期。中国现在是43%，还处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现在老龄人口上升很快，特别是少儿人口
下降得很快。再过十几年时间，中国抚养比就将超过50%。中国整个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在5年内会达到最大值。现在低年龄劳动人口(20岁-24岁)的数
量已经在下降，而我们看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了。
如果用GDP来衡量一国的财富的话，很多国家 进入老龄化时，其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如中国高呢。G D
P应该说是一个很片面的指标。西方国家的“富”更多的是社会制度上的保障，它们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的确在时间跨度上比我们更从容一些。中国和周边许多国家一
样，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生育率出现了迅速的下降。中国的确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应对这个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医疗
保险和公共卫生服务、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上做文章。
南方都市报：老龄化基本上是全球多数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杜鹏：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提
高。中国过去老年人的养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原来的医疗服务没有这么高的收费，寿命也没有现在这么长，使得家庭
的养老照料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就是促使中国建立新型的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和制度。西方社会的养老也有不
同的模式，像瑞典、英国、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提升，政府在养老上的财政开支和支出呈现上升趋势。在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也日益构成一个
巨大的负担。
前两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试点，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全覆盖迈出重要一步，但也要看到，全覆盖之后保障的水平也是比较低的，这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今后可以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提高。随着中国的医疗、养老体系的全覆盖，养老问题会得到极大的缓和。即使像西方国家一样，养老将来成为
一个巨大的负担时，也可以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对于西方高福利国家在养老上的一些教训，我们是应该吸取的，就是一定要逐步地提高福利水平，要与整体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退休年龄规定应尽快调整
南方都市报：退休年龄的延迟是一个普遍采用的应对老龄社会到来的策略了。像中国这个男性老人60岁退休的政策，实际上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寿命的增
加，60岁的老年人很多还身强力壮，还能够参与产出的生产和财富的创造的。
杜鹏：中国应该尽快进行退休政策的调整。西方
国家现在采用延迟退休年龄，主要是为了减少养老金的财政支出。中国当前还没有到这一步，但现在的退休年龄的设置本身已经不合理了，必须尽快改变。男性60
岁退休，女性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这个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当时对妇女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那时一个妇女平均生育六
个孩子。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首先女性寿命比男
性长，就业率也在向男性靠拢，受教育年限基本与男性差不多。女性过早的退休，无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为什么女性要比男性早10年退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
是不合理的，这也是男女平权的一部分。现在早退休看上去对女性有利，其实对她们的长期利益会有伤害，比如50岁退休，她们在一个工作单位培训的机会、提升
人力资本的机会在45岁左右都会丧失。退休早，工作年限短，退休金也较少。
应对养老金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有三种方式，一
个是直接在老年人支出上减少，比如少拿退休金，少报销医疗费，这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一般国家不会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第二个就是还在工作的人多交税，这个
也会引发很大反弹，因为工作年龄人口也面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第三个就是过渡的方式，延迟退休年龄。这个方式的好处不仅仅是减少了养老金支出，而且这些原
来应退休的老人还在继续参与产出和财富创造。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推迟退休年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养老金压力问题，而是主动适应社会经
济的发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男女在就业领域的实质性平等，保障女性人口在老年阶段的生活质量。
南方都市报：退休年龄的政策调整方向是什么？
杜鹏：我觉得可以拿出一个时间表来，在前一个
时期，根据自愿原则，可以把女性的退休年龄延迟到55岁，再过一段时间，把它延迟到60岁，与男性等同。甚至于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高校的工作女性，可以直
接延迟到60岁。刚才说中国当前是不是缺少劳动力，其实中国的这种退休政策是一种严重的劳动力浪费，中国内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计生政策调整是应有之义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计生政策的调整方向，学界有哪几种声音？
杜鹏：一个是比较激进的，比如一些学者要立即
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有的学者建议将现行人口政策调整为城乡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当然，如何调整二胎的政策，政府部门还没有明
确，新的政策还在孕育中。但我觉得胡总书记在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说得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
生育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要把人口控制
在15亿左右，在未来要把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这里面的含义也是不赞成过低的生育率的，调整已经是应有之义
了，允许家庭生育二孩应该是完善生育政策的方向。当然，从更长期来看，控制生育数量的政策肯定是会逐步取消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育率不用控
制也会降下来了。到时即使还有计生政策，也是以提倡家庭计划为主，不会再强制规定数量，政府只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服务。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如何放开二胎？
杜鹏：现在的学界对于放开二胎应该说是有共识
的，只是放开的路径有别。一种是建议现在只要夫妇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二孩，然后再逐步全部放开；一种是建议现在全部放开。我个人是支持第一种看
法，先从允许单独生育二孩开始，在下一个五年全部放开。另外，在东部沿海地区，像上海、东北、京津冀地区，生育率都是很低的了，可以先行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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