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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全球老龄化”时代来临
金融财经商贸
2011年07月25日
全球
【日本《金融财经商贸》周双刊7月7日一期文章】题：全球老龄化时代来临副题：要着眼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动态(作者神户市外国语大学讲师中岛圭介)
谈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往往将其放在国内政策的范围内讨论。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迎来“全球老龄化”时代，即人口动态变化对“人、物和资金”的积蓄和流动产生全球性影响。在工业革命勃发的l8至19世纪以前，所有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率)均处于2%-3%水平。然而，放眼当今世界，除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之外，老龄化大潮已席卷全球。1950年至201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升至 8%—17%，发展中国家也升至4%-6%。据称，到本世纪中叶，这两个数字将分别达到26%和14%。
日本老龄化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对国内外经济、财政和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日本就是全球老龄化的 “大本营”。扭曲人口年龄结构的要因有两个：一是生育率下降，二是寿命延长，而日本在这两方面均呈极端趋势。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日本的生育率一直在1.3附近徘徊。从1950年至 201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62岁增至83岁。
198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为9%，是当时“最年轻”的发达国家，不过受以上两大要因影响，2005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超过所有其它发达国家而位列第一。这种趋势今后仍将持续，到2030年和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比再将分别达到30%和40%。
这种变化在扭曲人口年龄结构的同时还将使日本迎来史无前例的劳动人口和总人口双双减少的时代。这一变化不仅将改变多数劳动人口抚养少数老龄人口和儿童的人口年龄结构，还将从根本上颠覆人口和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大前提。那么，日本还能维持经济增长和日前的生活水准吗？日本将面临新的历史挑战。
中国步入老龄化进程提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对人口爆炸产生担忧，受此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抑制人口增长，并推行了 “计划生育政策”。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2.7 亿，该政策抑制了3亿人口的增加，可谓成效显著。
就推动经济增长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也符合政府的预期。纵观过去40年中国“从属人口指数”(被抚养人口／劳动人口)的走势，便会发现在人口抑制政策启动之后，老年从属人口指数(老龄人口／劳动人口)几乎保持不变，而青少年从属人口指数则一路走低。这样，合计从属人口指数便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抚养儿童负担锐减，使中国可以尽可能将手头资源用于经济发展。
然而，这剂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猛药”在40年以后会带来“早衰”这个副作用。人口抑制政策的确使中国早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但这是人为因素和政策性因素所致。与此同时，中国步入老龄化进程也相应地提前，而且异乎寻常地早。
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和发达国家一样，或许更快地被老龄化大潮所吞噬。更为严重的是，在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政策忽视社会保障，由此导致的各种矛盾和落差开始显现，包括家庭解体、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中国开始因这种经济和社会重压而失衡，老龄化在此时席卷中国，可谓雪上加霜。该问题不仅会冲击到中国，还会演变为第二波全球老龄化大潮，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已无法延缓老龄化到来的步伐，不过尚有减轻其冲击的办法，那就是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未来10年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尽可能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二是加紧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上述各种矛盾和落差。
印度前景相对乐观
要说将抑制出生作为国策的先行者，则非印度莫属。印度的这项政策可追溯到1952年。过去半个多世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多次设定了降低出生率的目标，但无一例外地半途而废。虽带些讽刺意味，但这些失败确实让印度的出生率下滑不至于像中国那么极端。因此，印度的人口动态尽管仍面临持续增加的风险，但其结构老中青分布合理，变化速度缓急适中，前景相对乐观。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将要来临。不过，一个国家即便处于人口红利期，也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成熟度左右着一个国家善用人口红利的能力，具体包括：政府的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操控能力、市场的普及程度、人材培养、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团结度等。
从这些“善用能力”的角度审视印度便会心生疑虑。受公共教育制度落后的影响，占总人口七成的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尤其低下。2006年，印度的文盲率达到37%。教育制度滞后不过是冰山一角，印度政府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
当然，印度较中国也有其自身优势。到2022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2030年，其劳动人口将超过中国。
除人口动态上的优势外，印度还有两大有利条件：国内存在一个受教育水平高、讲英语的中产阶级以及一个颇具竞争力的高科技外包产业。印度的政府一端确实脆弱不堪，但其民营一端富于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低，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笔者认为，要化解日本老龄化难题，有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日本要洞悉全球老龄化产生的影响和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势，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并反过来加以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时期、速度和规模不尽相同，这种 “老龄化差异”是冲击世界繁荣和稳定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带来“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一历史机遇。换言之，只要新兴国家充裕的年轻劳动力、扩大的市场及投资机会和老龄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资本及科技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提高经济效率的合作效应。
这种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双赢的思路乍看之下并不新颖，但其实包含着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就是日本可以一边观察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因高龄化差异产生的经济互补性变化，一边将这种变化运用到“战略配对”上。
日本要打破经济增长遇到的“天花板”，长期保持经济、外交和安保方面的影响力，就不可错失这个全球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在利用老龄化差异实现双赢方面，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颇具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受历史和政治问题影响，日中和日韩之间的合作受阻。因此，日本要心怀对老龄化问题的危机感，尽早采取具体行动，以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
不过，日中和日韩的合作效果面临时间瓶颈。中韩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就将结束，而且到2025年前后，两国的老龄化速度可能要超过日本。 21世纪30年代以后，日中韩的经济均将带有浓厚的“老龄化”色彩，失去活力。这个“东北亚老龄化集团”先要在未来 10年内享受地区内老龄化差异带来的好处，而从这种差异开始消退的21世纪20年代起，就要吸纳相对年轻的印度和东盟进入，以便利用新的差异。
在对华方面，日本的企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具备哪些战略视角？
其一是商业战略视角。中国未来将探索新的增长模式，以代替原来的“依靠剩余劳动力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要看准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增速放缓的原因，研究何时将生产、销售和投资的重心转移至何地。
其二是经济和外交视角，这可使日本积极干预中国，以防日本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遭殃。
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视角看，要规避中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印度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在发达国家方面，保持良好人口动态的美国仍将维持其突出的影响力，而日本和欧洲各国的影响力则将每况愈下。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和印度不断崛起，美中印有望形成新“G3”格局，甩开其它追赶者。然而，由于中国存在风险，美国对以英语为准标准语且共享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印度心怀信任并寄予厚望，今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重心势必从日前的东北亚地区转移至南亚。作为关乎存亡的战略，日本同样也要将其在东北亚建立的合作关系逐步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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