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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日本看中国人口红利
魏晓波 谭玉华
《金融实务》2011年第8期
2011年08月01日
中国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东亚特征”，在外向型经济和人口红利要素方面与东亚经济的先行者——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
模式难以持续，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而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诸多内外因素的转变，既是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是判断未来经济走
向的关键之处。本文说明了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的不同，以及人口红利拐点与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回事，并利用日本经验对中国的上述周期做出预判，也分析
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通胀所受到的影响。
——编者
从人口年龄金字塔来看，由于三次婴儿潮，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锯齿形。中国属于慢增长型人口结构，塔基向上逐渐变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长。人口老
龄化比较严重的日本则为负增长型人口，塔基很窄而塔顶较宽略呈纺锤状，表明人口增长动力不足。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人口也类似于日本的年龄结构。
在经历了1977年－1986年的人口骤降，1987年－1991年出生人口猛增，之后再次骤降。逐年滚动形成一波波婴儿潮，需要几代人才能最终衰减
成较平滑的结构。
中国198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约12‰多一点，死亡率7‰左右，自然人口增长率5‰稍多。在这样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
长率”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的模
式。这与许多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
过程。
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左右出现，此时人口红利最为丰厚，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并没有进入人口负债（总抚养
比<59），只不过这个红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红利是逐步递减的。
从图1可以看出，从1980年开始中国由人口负债期经由1985年的盈亏平衡期的过渡，最终转变到1990年时的人口红利期。第一代婴儿潮
（1950－1957年）和第二代婴儿潮（1964－1973年）出生推动抚养比上升，随着主力婴儿潮进入工作阶段，抚养比持续下降，此时出现第三代婴儿
潮（1987－1991年）。以50％的总抚养比作为人口负担高低的门槛，199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打开，社会享受较低的人口负担，2010
年左右人口负担降到最低。
中国劳动力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关注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1、即使受到金融危机
的影响，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
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工资集
体协商频繁发生，罢工事件开始出现。
而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能稳定在9亿左右，劳动人口总量尚处高峰期，直到2020年以后迅速下降。仅从劳动人口总体规模而非结构的角度，
无法解释近年来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达到7％以上，与经济发展同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努力实现最
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这给人一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激增的感觉，从而将增加了通胀和企业盈利下降的压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效控制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在名义工资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快速提升，单位劳动成本仅小幅增
长。
一、最低工资上调影响并不大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2010年以来各省集中上调，反映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
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就一直没有调整过。所以，上调的时间窗口到了。事实上，2008－2010年最低工资上调幅度低于同期名义GDP和平均工资增长。
2008－2010年，除北京平均工资增长为18％，略低于最低工资上调20％的幅度外，所有代表性省份的名义GDP增长和平均工资增长均超过最低工
资上调幅度。并且，除上海和浙江外，平均工资增长均低于名义GDP增长。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例通常被用作衡量最低工资的合适性的指标。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按照与平均工资的比例，各国最低工资可以分为“低
（<20）”、“中（20－30）”、“中上（30－40）”、“高（40－50）”、“很高（>50）”几类。
中国的全球平均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32％。具体而言，约三分之二的省市属于“中上”类，如浙江37.87％、广东38.65％；约四分之一的省
市属于“中”类或“低”类，如北京21.19％、上海21.70％；仅有两个省市属于“高”类。
二、低端服务业价格指数涨幅低于CPI涨幅
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并没有持续地超出CPI涨幅。CPI里的家庭设备用品及加工维修服务费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以它
的走势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除2009年略微超过CPI之外，其余各年度均未超过CPI，其走势表明低端劳动力总体供需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所以，并未出现劳动力成本的全面上升，并且最低工资上调并非推动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并非通胀的原因。
就供求关系而言，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表明，“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有
1400万，包括70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700万人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
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左右。
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工资的明显上涨源于供给紧张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在2005年间开始终结。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如春节前后），尤其是在沿海，已经成了常态而非特例。这一现象表
明在中国人口结构中，易于流动并更适于迁移需要（15岁－39岁人群）的年轻劳动力短缺情形开始突出，这部分人群也是提供低端劳动力的主力。另一方面是由
于国企改革1998－2002年2000多万转向第三产业的下岗职工（1998年处于40岁－50岁）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
因此，未来低端劳动力的供给紧张程度可能加剧，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相对中高端的劳动者，而对于中高端劳动者，其实际工资增长则仅略高于实际GDP增
速。
中日比较看刘易斯拐点
有观点认为各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事件表明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成为趋势，2007年甚至更早时，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因此要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消费潜力。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表2）。
一、区分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首先要区分“人口红利消失”和越过“刘易斯拐点”这两个不同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
长的局面。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人口红利消失”指的是在人口周期中总扶养比触底后上升，伴随劳动力人口增量逐年下降，直至总扶养比超过50％。中国于2010年出现人口红利拐
点，2030年左右人口红利消失。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着经济和工资增长放缓，甚至通缩的压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第二次抚养比下降阶
段，劳动力人口见顶而通胀率下降就是一个例子。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生产率下降（因为年轻一代是创新主力，创新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巨大），整体经济增长率和
工资增长率下降。理论上，大量工作年龄人口（比如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资产购买推高了资产价格。相反地，如果经济体在老化，年轻人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资产价
格就会随着年老人口出售其资产而下降。
“刘易斯拐点”则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分布在农
村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现收入和消费的升级。刘易
斯拐点问题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农村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过程中出现的。因此，通常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还会存在人口红利，例如日本在
1967年－1971年期间就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而其人口红利一直延续到2003年才结束（图2），后者晚了约30年。
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一个推论，是诸多现象之一，而不是一个充分的判断条件。从理论和经验上看，刘易斯拐点包括
三点核心内容：1、失业率大幅下降，社会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的；2、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趋同，经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经济的差别越来越
小；3、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
二、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
具体来讲，按照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
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现代工业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由于劳动力转移持续
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
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刘易斯拐点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即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
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结合人口数据等对中国的失业率进行测算，中国失业率水平保持在7％左右，同日本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2％的失业率水
平差距较大。
一方面，7％的失业率水平表明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中国劳工短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由于15岁－39岁流动性较强的
劳动力于2005年左右出现负增长，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
在16岁－25岁、25岁－35岁、35岁－45岁以及45岁以上这几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供求人数比例是1.05、1.2、1.04和0.74。
三、农业与非农部门的收入和生产率差距持续存在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
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城乡之间高达两倍多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以及一些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生产率差距相当。说明中国需要更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和更多的城
乡移民，即通过进一步城市化，使人们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就业。当前，中国三大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与从业人数占比仍严重不对
称。
对比来看，日本从1960年－1970年越过“刘易斯拐点”时，日本的农业人口主要转移到第三产业，产业增加值占比也相应下降。从三大产业增加值来
看，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稳定，靠第三产业来提高农业边际生产效率。这能够解释为什么1960年－1970年期间，日本的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开始结构性地超
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与主要受第二产业影响的PPI指数和CPI出现了明显的分离。
从1998年－2009年中国经济各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一产业占比下降了7％，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了11％，第二产业占比平稳，就业人口占比上升4％，
第三产业二者都上升7％。表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依靠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拉动。
从绝对量来看，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人口滞留在农业部门，造成很低的边际产出。
如果先认定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并以劳动力成本上升解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则必须先解释农业人口何以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实。而事实上，对比
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变动模式，过去11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
四、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刘易斯拐点是个城市化的概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是城市化的结构理论之一。
在刘易斯模式中一个重要的假定劳动是同质的，即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收入水平的相互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迁移成本、对迁移决策的激
励，以及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贸易条件，即二元结构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造成的。但是，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具有一定外生性，起到阻止农村人口向城
市迁移的作用。除了承担基本的户籍人口管理职能外，还附加了很多利益分配功能，造成了城乡福利、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由于户籍的存在，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
化过程出现了一定的分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人口的流动参与了工业化过程，但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因素，实际上城市仍然没有向农村人口开放。
相比之下，日本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集镇一直全面对农村开放，农村的许多青年从农村走向集镇或大城市，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统一的过程。日本城市化速
度从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50％开始放缓，年均城市化率从1970年之前的1.01％下降到之后的0.35％。
五、中国的城市化在加快还是在减慢
从城乡构成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达到49.7％，比2000年大幅提高13.46个百分点。近十年来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长1.35％，
而利用2009年数据计算出来的年度平均增速仅为1.15％。但是问题在于，2009年城市化率仅为46.6％，如何实现2010年达到49.7％的跨越
以及之前若干年的数据衔接，还需要等待国家统计局进一步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详细数据。
从过去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996年最快，之后在减速。而即使以2010年中国49.7％的城市化率来看，也仅相当于日本1967年的水平
（目前日本城市化率超过65％）。
六、相比日本经历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过早放缓
中国在1996年城市化率为30％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1997年以前，城市人口年均增量在1000万左右，1997年和1998年，国家先后放
开了小城镇和城市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和“家属移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猛增至年均2150万的水平。但是在2003年城市化率不到40％时，就
已开始减速。
虽然城市化水平还存在上升趋势，但如果考察过去20多年的数据，会发现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开始明显减慢。198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
20.16％，1996年为30.48％，1981年－1996年的15年期间增加了10.32％，年平均增长0.68个百分点。之后，由1996年的
30.48％增长到2006年的43.90％，10年增长了13.42％，年平均增长了1.34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后的增长速度，符合
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但进入2000年以来，城市化水平的增长趋势表现出了递减的势头。从城市化水平的绝对量看，2000年－2009年，年平均增长了1.15个百分点，
从平均城市化增加百分点来看，增长速度表现出了减缓的趋势。
因此，如果说日本的情况完全适用于刘易斯拐点的分析框架，则中国当前的情况却并不适用。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背景下，会出现7％的社会失业率？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是外出打工的适龄劳动人口（15－39岁）2005年
开始下降，以及户籍制度提高了劳动迁移成本，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问题
自2003年以来，不断有东部省份报道“民工荒”现象出现。2010年春节之后继续有报道称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出现“民工荒”问题，招工工资也出现明显
上涨。
一、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转移
对于已经转移的农业就业人口，现有的估算结果有两个：第一，按照胡晓义（2007）的研究，中国乡村劳动力中大约2亿人已经就地或外出转移为非农产业
工人；第二，根据李剑阁等（2007）的估算，48％的农村劳动力，即2.3亿人已经转移至非农产业。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
制度，根据其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推算，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2978万
人，这与2.3亿的数字较为接近。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81.0％和82.9％。中国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是导致中
国大规模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使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沿海地区等特征。根据人保部统计公报，近年来外出农民
工数量增幅趋缓，说明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可能已至低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等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基于2005年的数据测算，中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
只有4357万。
2亿多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中大多数并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不能享有同等待
遇。“被城市化”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未来预期，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不一样。事实上，人口转移中没有伴随户籍移动就不能算是迁移人口。这部分
人虽然进入到非农产业，并不等于他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二、人口结构变动造成流动人口下降
“民工荒”只是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缺乏，而非一般性缺乏。
导致民工荒的因素有很多，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考虑，则主要是因为婴儿潮一代的农民工已步入中年。人到中年思安定，加之身体不如从前、赡养老人压力更大，
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于是离工返乡的人数不断增多。
日本1970年52％城市化率时，人均年龄28岁。而1970年代后期日本经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日本面向城市的人口移动趋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移动
性强的年轻人口趋于减少。相比日本，假定中国城市化率2014年达到52％时，人口平均年龄已经34岁。老龄化也意味着城市化的动力开始衰减。
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农业普查公告，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30岁以下人员占52.6％，这些人在2018年之前都会陆续超过40岁。2005
年左右外出打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呈现持续下滑态势，中国东南沿海用工荒的现象可能成为常态。
三、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
一方面，近年来，国家扶持“三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和给予种粮补贴等措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如果外出打
工的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另一方面，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收入增长较慢，也降低了迁移
的动机。
考虑到近几年中西部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由于户籍限制、子女教育难、缺乏归属感等东部地区生活的隐形成本，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部分农民工回
流到中西部老家就业，农民工就业地域开始重新布局。
对比日本的人口和通胀周期
在对日本的人口变化做出更为细致的研究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人口结构从1970年的典型“金字塔”形状转为近几十年的“纺锤”形。
日本出现过两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47年－1949年。二战结束后，出生率上升至33％-34％，总共有810万人出生——被称为日本的“团块
世代”。第二次婴儿潮出现在1971年-1973年。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1975年日本妇女的平均年龄为25.7岁。这表明在70年代初，“团块
世代”已经进入生育期，从而造成19％的较高生育率，在此期间共出生了610万人。
我们注意到尽管自1970年代初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婚姻数量在1970年代初见顶后一路回落，在1990年代初略有回升。这是因为第一批团块世代
(20岁－29岁）在1970年代初左右进入到婚育阶段，而第二批“婴儿潮”则在1990年代的上半段进入婚育期。
从数据看，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年－2003年。日本的人口红利持续了40多年。期间日本出现过两次总抚养率见底，或劳动人口占比达
到峰值。一次是1970年左右，日本跨过刘易斯拐点，正经历经济转型；另一次是1990年前后抚养率见底，日本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人口出生率陡降，同时
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
从数据看，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不完全重叠。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年－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
出现在1955年－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年－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即
在1973年以前，人口总抚养比下降阶段，日本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但在1980年-1990年人口总抚养比第二次下降阶段，日本经济增速已经显著放慢
了。
更具体来看，日本历史上的两次“人口红利”拐点，也是经济周期和通胀的转折点。二战后“团块世代”的婴儿潮使日本抚养率在1950年代
1960年代经历了一次快速下降，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甚至在1970年石油危机中都未受重创，迅速实现了“V”型反转。但日本抚养率的下行趋势随后出现了
转折，时值1974年石油危机，日本通胀从之前的5％跃升至20.8％。在高房价、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人口出现从城市到农村的“逆流”，房价下
跌。在抚养率继续缓慢攀升的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经济增长下降了一个台阶。
日本上世纪80年代又迎来了一次短暂的抚养率下行周期和经济繁荣，房价地价快速上涨。然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正值抚养率的长期拐点，日本通胀从
1986年不到1％连续攀升至将近3％的近20年高点。股市1990年见顶，随着经济衰退和货币紧缩，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随后，日本抚养率进入长期的攀
升阶段，伴随老龄化和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的中枢也下降到1％-2％。
日本的经验表明，抚养率处于低位时期的拐点，给通胀提供了一个冲击实体经济和威胁金融、地产行业安全的时机。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伴随着抚养率的周期性
变化，通胀冲击在抚养率出现拐点时乘机促成了经济的调整。
反观中国的抚养比周期，中国三波婴儿潮推动抚养比的变化显示，1962年－1975年期间的“婴儿潮”和1978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抚养率的周
期变化与日本很相似，存在两个快速下降时期和两个“拐点”。1980年代抚养率第一次快速下降时期，中国经济强劲增长，1990年代初第一次抚养率转折出
现时，正逢1993年—1994年通胀冲击，1997年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下降并出现了从1998年至2002年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2000年开始，抚养率出现第二次快速下降，中国依靠房地产、出口等经济引擎又一次实现了高增长。尤其在2004年以来，出现了房市、股市快速上涨，居民
住房购买力大幅下降的情况。2010年之后抚养率出现第二次拐点而步入长期上升周期。
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高增长同步于抚养率的快速下降。抚养率快速下降的时期，经济会出现高增长的周期，经济可忍受的通胀水平也会较高。然而，抚
养率下降到底部拐点前时，经济景气周期也往往达到顶点。尤其是在抚养拐点时，可能出现通胀的突变。中国和日本在第一次抚养率拐点时都出现了20％左右的通
胀，日本在1990年其通胀只有3％，相对于之前1％以下的水平也上升了很多。中国2000年－2006年的通胀维持在1％－2％，而2007年、
2008年出现8％以上的通胀水平，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但2010年下半年又快速上升。通胀冲击会导致经济增长迅速回落到新的潜在水平，并伴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短期波动。在抚养率攀升期，通胀和经济增长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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